鲁迅非常孝敬母亲，这从他的笔名取母鲁姓可见一斑。

    鲁迅年轻时在日本留学，远在故乡的母亲鲁瑞听闻“老大”在东瀛娶妻生子的风言风语，赶紧为他定了一门亲事，又去信称自己病重，待鲁迅心急如焚跨洋过海赶回家，才知道这是母亲做的“局”——要他与朱安完婚。由于文化素养和缠足陋习的巨大反差，鲁迅对母亲送来的“礼物”甚不喜欢，故而长期对之冷淡，无奈之下只得好好供养，以至于婚后17年与周作人“兄弟失和”，搬出北平八道湾11号，他也尊重朱安的意愿，没硬性打发她回绍兴娘家，让她从一而终。如不那样，不仅对朱安，对艰难持家操劳半辈子的母亲，不啻是莫大的打击。

    所谓长子如父，像鲁迅这样年少丧父，家境衰败的“破落子弟”，需要长子早当家。他牺牲自我，断然中止在日本的学业，回国工作，担当起家中经济来源的顶梁柱，因为“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我在经济上的帮助”（指在日本娶妻的周作人等）。周氏兄弟在绍兴合居时，鲁迅把薪水交由母亲掌管，体现了对母亲的尊重。1919年，他独自操办北平八道湾房产的购置、借款及修缮事宜，为的是能延续在绍兴的家族聚居格局，让乐于儿孙绕膝，朝夕相处的母亲开心。既使兄弟分家，母亲和朱安的生活费责无旁贷地由他独自承担，这是母媳生存的惟一支柱，在经济拮据之时也未断过。所以鲁迅在世期间，母亲和元配夫人基本还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写道：“负担亲族生活，实为大苦，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”，虽感吃力，他决不因赡养问题与两个弟弟计较，闹出风波。

　　鲁迅爱吃零食，也给母亲买，早年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，家乡来了人，他买了牛肉干、桔子等食物捎给母亲。由于留过洋和后来收入渐丰，鲁迅的生活够“潮”，不时给家人“开洋荤”。在北平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，他每月领了薪水，就到法国面包房买些洋糕点回家，先送给母亲挑选，把中意的放进母亲的点心盒里，尔后请朱安选留，选剩的才留给自己写作当夜宵。既使在生活中鲁迅不大赞同母亲一些固执的老做法，也是劝了就罢，由着老人，决不抬杠。

　　不仅在物质上，鲁迅还注重从精神上给予母亲以慰籍。他在绍兴任教时，周末都回家，为的是能见到寡母，陪她说说话，有时聊得很晚，直到母亲催他休息才罢。这种习惯带到北平，在八道湾、西三条等处，吃过晚饭，鲁迅必到母亲房间说笑一会，让母亲不致寂寞。鲁迅的母亲是个自强的人，通过数年自学，已能识字，尤爱看才子佳人一类的小说，反不爱看儿子的作品，认为是写给小孩看的。鲁迅尊重母亲的喜好，四处搜寻适合母亲的读物，且先自己“审阅”，心细入微，免得结局悲惨的读物让易动感情的母亲难过。他后来定居上海，还给母亲邮去张恨水、程瞻庐等人的作品，只是这时鲁迅忙于家庭生计和健康愈下，已无暇顾及“审阅”了。虽与老母相处两地，但家书不断，字里行间传递着游子之心，纵览鲁迅在上海写给母亲的信件，善解母意的他经常提到爱子周海婴及三弟周建人的近况，这是千里之外的母亲极为关心的。1932年秋，老母得病，鲁迅抱病赶到母亲身边，寻医问药，“当了五六次翻译”，亲手护理，忙里忙外半个月。

　　由于有鲁迅的赡养和精神安慰，以及元配朱安37年寸步不离的贴心照料，母亲鲁瑞老有所养，以86岁高龄后于鲁迅谢世，已远远超出当时中国人35岁的平均寿命。